本文節選自中國傳媒大學科研課題、“‘十四五’時期綠色能源行業先進人物事跡傳播策略研究”成果（HW23137）——《“中國新能源綠色發展”系列·御風者》。本文受訪人為原國家經貿委農業局農村能源處副處長、國家計委節能和綜合利用司副處長朱俊生。

囿于農村能源電力短缺，在國家的支持下，中國能源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呈現出“琴瑟爭鳴”的繁榮景象，風能、小水電、沼氣是其中一幕幕精彩的樂章。在風力發電領域，朱俊生是重要的政策“推手”，從幾十瓦、幾百瓦、幾千瓦、幾萬瓦，到幾十萬瓦，他忙碌奔波于各部委之間，讓風自小而大匯聚，最終扶搖直上。

▲2023年5月，朱俊生在北京接受課題組專訪（攝影：陳陽）

朱俊生是中國風能行業最早參與產業發展和政策制定的老領導之一，在從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30多年時間里，他為我國風電行業的國產化、產業化、專業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知其故事，探其足跡，學其精神，我們將一窺中國風電行業最初的前進軌跡。

為了“鍋下柴”，一路“風”塵仆仆

朱俊生畢業于南開大學化學系，在青年時期，他從未想過自己未來會與國家風電事業相伴一生。“我當時是想考清華物理系，就是搞原子彈工程物理，但是受家庭因素影響，我進入了南開化學系學習，這也是當時中國化學專業最好的大學。”

1964年，畢業后的朱俊生被分配到航空工業部125廠工作，在這里一干就是20年，一直做到冶金處處長。在航空工業部工作期間，朱俊生主管技術工作，其中便有風力發電相關的內容。或許正是這個緣故，1984年10月，剛成立的國務院農村能源領導小組選中了專業能力過硬、工作經驗豐富的朱俊生擔任辦公室副處長，開展農村能源系統調查研究工作。

從“前途光明”的航空工業部冶金處處長“降職”為國務院農村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副處長，朱俊生經常在內蒙古、西藏等地奔波。在回憶過去的艱苦歷程時，他淡淡地說：“只是吃了點苦罷了。”

20世紀80年代初，農業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村能源短缺問題異常嚴重。當時我國1.7億多農戶中，約有1億戶每年短缺燃料4~6個月。農村嚴重缺柴戶，河北省為71%，河南省為68%，浙江省為67%，四川省為66%，黑龍江省為45%；西北地區更嚴重，西藏南部一些地區柴價比糧價高一倍多。根據朱俊生的回憶，當時在西北，為了燒一壺開水招待客人，要燒掉草帽、鞋子才能勉強把水燒開，“鍋下柴”的短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能源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能源緊張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農業發展的桎梏。如何為農村提供充足、穩定的能源是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國務院成立了農村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任組長，杜潤生（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任副組長，旨在從根本上解決能源短缺問題，用新能源為促進鄉村發展和提高鄉村人口生活質量“再添一把柴”。

“雖然叫做農村能源，但實際上就是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十幾個部門，生物質能，比如農村的秸稈、林業的廢棄物的利用，以及搜集畜禽糞便搞沼氣。此外，還搞風能、太陽能。”朱俊生說道。

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能源需求、種類、規模等情況，朱俊生來到農村能源領導小組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農村開展調研，為日后研究和決策積累一手材料。

在朱俊生的辦公室，我們看到了一張他身著軍大衣的照片。據朱老回憶，這是他1988年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考察時的留影。當時的氣候環境十分惡劣，氣溫已經低到零下30攝氏度，“太冷了，只能找當地居民租借軍大衣，考察完還要交還給人家”。

風力資源豐富的地方，大多條件艱苦。對朱老來說，到環境惡劣的地區考察是經常的事。在農村能源調研期間，朱俊生睡過大通鋪、住過大車店，長途跋涉，在荒郊野嶺、沙漠戈壁間探索，甚至幾次遭遇車禍。然而，道路上的艱險沒有消磨掉朱俊生的意志和熱情，“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稱號是對他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的褒獎，更是對他不畏艱苦的精神品質的肯定。朱俊生指著每次搬辦公室都跟著自己的桌子打趣地說：“這一輩子就干一回事，沒跳過槽，跟這桌子一樣，我沒有跳過槽。”言語中閃耀的是堅定的使命感。

▲1988年朱俊生（中）在內蒙古考察風電（供圖：朱俊生）

經過調查研究，朱俊生一行發現農村能源存在浪費嚴重、使用效率低下、使用觀念過于保守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1986年底，國家經濟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村能源建設的意見》，對農村能源建設做了系統規劃與部署，其中便包括風能的利用，這不僅推動了我國農村能源的發展，也為當時9億農村人口打開了一扇接觸風力發電的窗戶。

1985年，國內安裝小型風電機組約13000臺。在《關于加強農村能源建設的意見》發布后的四年時間里，在財政部等各部委的支持下，國內平均每年安裝的小型風電機組都超過了20000臺，為農村能源供應提供了有力保障，從根本上扭轉了部分偏遠地區無電可用的窘困局面。

“那會兒是50瓦、100瓦的小風電機組，專門用來解決農牧民的用電問題，特別是像內蒙古的偏遠牧區。在國家和地方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全區35%的無電牧戶用上了電，牧民有了電燈，可以看電視，高興地把風電機組喻為中國古老傳說中的‘夜明珠’。”萬事開頭難，中國風電的騰飛夢就從這一臺臺驅散黑暗的“夜明珠”開始發光。

在小型風電機組如火如荼發展之際，朱俊生認識到其發電能力有限的問題。幾乎沒有停留，他很快又投身到發展大型風電機組的新征程中。

一臺進口風電機組頂四五臺奔馳

“‘風電太小了，火電搞個幾十萬千瓦的機組，一年能發幾億度電。風電只產生這么一點兒電有什么用？’當時電力行業開會，大多數從業者根本沒把風電看到眼里。”提及當年大家討論風電時的場景，朱俊生回憶道。

然而，對于1992年調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經貿委”）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司，分管可再生能源的朱俊生而言，他并不這么認為。

“從全球來看，丹麥、美國等歐美國家已經開始建設可以并網的大型風電場，他們的實踐證明，風電在電力供應中是可以發揮作用的，而且具備極大潛力。”在不同的場合，朱俊生據理力爭。

朱俊生的觀點確實有據可查。在風力發電的起源地丹麥，到1989年，丹麥安裝的機組平均功率已經達到200千瓦，開發利用最好的日德蘭半島風電已占當地總電力的30%。同樣，當時世界風力發電站最集中的美國加州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安裝投運的風電機組單機平均容量已達到100千瓦，一些新型機組容量提升到150~750千瓦。

雖然清楚地看到了世界風電發展的演進趨勢，即發展大容量且能夠并入電網的風電機組，但擺在朱俊生面前的現實挑戰依然嚴峻。

由于缺乏技術支撐、資金投入不足，國內很大一部分風電場是利用國際金融機構、外國政府貸款和出口信貸建設起來的，這對開發利用我國豐富的風力資源、推動風電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雙邊協議的限制下，我國必須進口國外的風電設備，這些設備的價格即便在今天看來都極其昂貴。

“43萬美元才能買一臺600千瓦的風電機組，這實在是一筆高昂的開銷。”面對緊張的外匯環境和昂貴的設備價格，朱俊生和國內專家曾反復與世界銀行理論：“你們賣給我們600千瓦的風電機組，找我們要43萬美元，這都能買四五輛奔馳車了，這是援助我們的方式嗎？”他力圖以更加合理的價格完成風電機組設備引入，縮減風電產業建設成本，擴大行業發展空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朱俊生認識到中國風電發展必須依靠國產化的風電機組。于是他將風電發展面臨的困境和解決建議提交給國家有關部門。朱老的建言很快得到答復，相關政府部門決定實施貼息貸款政策，扶持包括風電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化發展。

談及這一措施對風電行業的意義，朱俊生欣慰地說：“國家支持我們搞一批裝在風場上，推動風電設備國產化，一批幾十臺風電機組需要上百支葉片、幾十個塔筒……這樣慢慢地把產業鏈逐漸建立起來。”西部最早一批進行風電產業化的企業，就是依靠這筆補貼貸款存活下來，并蓬勃發展至今的。

以新疆達坂城風電場為例，作為國內開發較早的最大規模的風電場，當時引進了數十臺不同國外廠家的國際先進的風電機組，中國最早做風電的人幾乎都來過這里參觀考察。1994年，達坂城風電場的二場由于上網困難陷入困境，連工人工資都發不下去。風電場元老王文啟跑了多個部委，都沒有找到解決辦法。朱俊生知道情況后主動找到王文啟，說：“我沒有大錢，但有小錢，我支持你。”隨后就給予了達坂城風電場300萬元的貼息貸款支持，幫助王文啟渡過了難關。王文啟感激地對朱俊生說：“老朱，你沒抽過我一包煙，但是救了我們整個風電場。”朱俊生說：“這是國家給的支持，你們這不就把風電搞起來了嗎？”

盡管有朱俊生這樣的政策制定者與國際組織磋商、爭取，國內早期的風電人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風電場建設成本高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唯有中國人自己研究、掌握風電機組制造的核心技術，提升國內的科研成果生產力轉化率，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風電行業發展的問題，將風電事業做強做大。

我國對風力發電事業十分重視，電力工業部計劃到2000年，全國風電場裝機容量達100萬千瓦。從1984年在山東榮成建成我國第一座風力發電場以來，目前已有17個風力發電場相繼投入運行，總裝機容量達65570千瓦。

我國早期風電場一覽表

▲ （截至 1997 年，龍澤強制表）

搭臺唱戲，讓國產風機也有施展空間

馬克思說：“從產品到商品，是驚險的一躍。”換句話說，產業化是一個行業得以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對于風電來說，產業化的前提和基礎是國產化，然而，中國風電機組的國產化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些零部件只有國外能制造，國內不能做，我們就先從國外買，然后組裝成一個整體。”后來提出國產化目標——葉片、發電機、齒輪箱、控制系統、塔架五大零部件逐漸用國產的替代。

早期風電人給從國外進口的整機替換上中國制造的單個部件，運轉一段時間后，進行評估和分析，對比發電量的差異，再逐個解決發現的問題，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試，逐步實現風電機組的國產化。

在風電機組國產化初見成效時，朱俊生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早期嘗試國產化的風電整機生產廠家找不到試用客戶，新鮮出爐的國產化機組沒有市場。

也就是說，盡管經過科技攻關，國內的大型并網風電機組的生產能力和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缺少批量生產的實際考驗，用戶不愿選用國內制造的產品。反過來看，如果不經過批量生產的鍛煉和考驗，大型并網機組國產化又難以實現。國產機組似乎遇到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哲學難題。

針對這個問題，朱俊生所在的國家經貿委提出建設示范性風場，培育國產機用戶，利用攻關成果，采用招標、風險共擔的方法組織有經驗的生產廠家批量生產風電設備供示范風場使用，以此實現從產品到商品的“驚險一躍”。

1994年5月，國家經貿委提出“雙加”工程，即“加大投資力度、加快技改步伐”，共遴選出900余個項目，投資近1200億元。在朱俊生的努力下，風電項目也成功躋身其中。1995年，電力工業部發布《關于印發利用“雙加”工程推動大型風電場建設及風電機組國產化工作意見的通知》，由國家經貿委安排設立“雙加”工程新能源專題，規定示范風電項目總裝機12萬千瓦，分3年完成。就這樣，朱俊生為國產風電機組搭好了展示的舞臺。

為了保障風電項目的可持續發展，1999年，朱俊生參與制定的《關于進一步促進風力發電發展的若干意見》發布，文件提出：風電場就近上網，電網全容量收購風電電量，電價高于電網平均電價的部分在電網范圍內均攤。

“早期國產風電機組因為包括大量研發、生產和測試驗證費用，造價較高。為了攤銷成本，鼓勵行業繼續發展，風電的上網價格應該在特定階段高于常規能源，多出來的這些錢必須要有人去承擔，給風電機組的國產化留下空間，這樣風電產業才能慢慢發展起來。”朱俊生談道。

2000年，朱俊生又參與制定和發布《“國債風電”項目實施方案》，利用2000年國家重點技術改造項目計劃，建設8萬千瓦國產風電機組示范風電場項目，其中包括內蒙古赤峰供電公司裝機3萬千瓦、遼寧營口供電公司裝機1萬千瓦、大連供電公司裝機1萬千瓦和新疆風能公司裝機3萬千瓦。

這一方案對風電機組提出了具體的國產率考核要求，例如在發電機、齒輪增速箱、電控系統、調向裝置、葉片五大部件上，每個項目30%的容量應保證有2個國內制造的部件，國產化率達到50%以上；40%的容量裝配4個國內制造的部件，國產化率達到75%以上；其余30%的容量實現五大部件全部國內制造，國產化率達到85%以上。

從產品到市場，再到資金、電價，朱俊生幾乎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中國風電機組的國產化進程有條不紊地徐徐展開。

當被問及是否為自己在風電領域的成就感到驕傲時，朱俊生只是淡淡地說：“我倒沒有。大家常說風電這個行業沒有什么名和利，但我還是選擇堅持繼續做。后來好幾個跟我一起做的人說，沒想到老朱你干的這個行業這么火，我說這不是我的功勞，是人家努力做出成績來了，推動了整個行業發展。”

整個行業是徹底“起來”了，但是朱俊生的個人待遇并未因此發生質的改變。朱俊生表示：“我每個月的工資是56塊錢，拿了13年。職級、待遇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夠共同把一件事情干成。”由于當時可再生能源市場情況很差，行業內人才流失嚴重，盡管有不少高薪、有前途的單位找到朱俊生，但他始終選擇堅守陣地。春秋往復，不變的是讓這股使行業發展的勁風吹遍祖國大地的初心。

2010年，我國的風電總裝機量超過美國，躍居全球首位。如今，我國已經連續15年獨據全世界最大風電市場寶座，制造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風電機組。

在談到中國風電事業蒸蒸日上的發展局面時，朱俊生格外欣慰，他說：“第一，我沒想到我們國家的大型風電機組發展得這么快，技術水平提高了這么多；第二，我沒想到從買風電機組到自己制造，實現國產化這樣快；第三，我沒想到我們過去買風電機組，現在我們的風電機組出口也已成規模；第四，我沒有想到條件那么艱苦的地區，風電場的建設速度也如此之快。歷經淘洗，在時代的浪潮中存活下來的風電企業，現在還有二十幾家，基本上已成氣候，這些都是能經得起風浪的。”

有一分光，發一分熱

2000年，朱俊生不再擔任國家經貿委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司副司長，但他沒有停下在風電這條路上的腳步，而是借助聯合國的支持，助力我國可再生能源能力建設，組建了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并擔任主任委員。

“對中國來講，政府部門之間要互相配合，同時與行業協會、企業同心協力。”談到行業各方協作，朱俊生很有感觸，“比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我在當處長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各部門之間不要去爭權，要協作、團結一致、共同推進，在哪方面能發揮作用就充分發揮作用。”

朱俊生不論是在國家計委，還是在國家經貿委，都極力加強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比如與科技部之間，朱俊生常說：“科技部搞技術攻關，撥款支持科研，他們跑第一棒，產業化的問題我跑第二棒。”

在協會任職期間，朱俊生繼產業化、國產化之后，將工作重點放在呼吁和推動風電企業進行專業化改革上。朱俊生認為風電應該更多地追求“專而精”，而非“泛而多”。作為多學科交叉行業，風電的單個企業很難在每個領域都成為行業翹楚，大家生產出來的產品也都大同小異，各自缺少核心競爭力。因此，要想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進而推動整個風電行業的大邁步，就需要大家各司其職，加強企業間的交流合作，提升生產與科研能力，一起做好產品，將這股“風”吹向全球各地。

朱俊生為風電發展鞠躬盡瘁，將個人價值發揮到了極致，面對任何艱難險阻，都一直勇往直前。在談到當今青年人出現的“躺平”現象時，他表示：“躺平是不對的，躺平是失去信心。在競爭場上敗下陣來，就不敢繼續戰斗，這是怯懦的表現。”朱老認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要耐著性子去做實事，靜下心來思考如何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減少自己的失誤，適當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少去幻想一些虛無縹緲的事情，少爭論，腳踏實地地做事，做到有一分光，發一分熱。他說：“作為個人，哪怕只起那么一點點作用，也要將這點作用融入整個社會。年輕人的精神不能倒，經過幾次挫折以后，還是要不灰心、不喪氣，繼續干，是金子總有發光的一天。”

說到現在青年人壓力大的問題，朱俊生表示，全力以赴地投入是他年輕時候的工作態度，他始終堅信，只要用盡全力去投入了，壓力感便會小很多。朱俊生的一生，也實實在在地印證了這一道理——風電事業剛起步時，要解決政策資金問題；初入工作崗位，到艱苦地區考察；風電事業起步后，全身心投入產業化、專業化行業建設中。他永遠走在做實事、勤做事的路上，這樣的精神，值得我們如今的青年人學習和傳承。

▲朱俊生受邀參加2014年全國大型風能設備行業年會并發言（供圖：朱俊生）

風電行業發展蒸蒸日上，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進入這個行業。行業發展得好，項目多、有活干、待遇好、機會多，自然就會吸引人才，產業發展前景也會越來越好。談到青年人在人生關鍵時刻如何做選擇時，朱俊生強調，這個社會沒有不重要的工作，也沒有不重要的行業，關鍵是要看自己對什么事情感興趣，他說：“一個人對一份工作、一項事業產生興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興趣需要培養，不然很難判斷出自己是否真的能夠甘愿為這項工作奉獻一生。比如，高中的孩子為什么要報工程物理系？因為大家普遍認為搞原子彈是最厲害的，但其實，大多數人缺乏對這個專業的了解。”

朱俊生還認為，青年人選擇好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就要更加重視培養自己的實力。如今國家和社會提供了很多發揮個人才智的平臺，足以讓青年人在屬于自己的舞臺上恣意綻放。但如果才華和能力不夠，平臺再大，也無法物盡其用。朱俊生表示，國家重視工匠培養是一項非常正確的決定。如今，人才市場上存在大量高學歷的人，但是高學歷低能力的人也有很多。有些人學歷不高，但在工作上卻是關鍵齒輪，部門的正常運轉離不開他們。當今中國各行各業最缺少的，就是做實事的工匠和精通核心技術的專家。

如今，朱俊生的工作比起之前少了很多。閑暇時間多起來后，他也會逛逛時興的倉儲式超市、刷刷朋友圈、看看舊識的動態，了解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他依舊保持著年輕時養成的勤儉節約的習慣，喝2塊5毛錢一盒的牛奶，自己下廚做飯。他也依舊會去觀察社會上的人和事，卻鮮少發表自己的意見了。在被問及從業這些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的時候，他平靜地表示，風電行業能有如今的發展，不是他的功勞，是國際趨勢、風電企業努力做出成績、國家重視節能減排多方面綜合的成果。這是難能可貴的謙遜，也是歷經波瀾壯闊后的云淡風輕。

回首三十多年的風電之路，朱俊生將所有的功勞歸于他人，認為自己只是風電這顆“種子”的灌溉者之一。依靠國家政策，為種子的發芽、秧苗的茁壯成長提供必要的呵護，讓它們長成參天大樹，這些都是他作為一個技術人員、一個從業者應該擔當的時代使命和義務。當代青年人應從朱俊生先生的事跡中汲取養分，傳承和發揚他勇于擔當、勤于探索的精神，腳踏實地地開展研究、發展產業，在各自的領域默默扎根，等待盛放的那天。